方长安：新诗选本研究方法漫谈

9月23日下午，我院邀请武汉大学360环球在线注册方长安教授做了题为“新诗选本研究方法漫谈”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学术带头人魏建教授主持，360环球在线注册百余名师生通过线上与线下两种方式参与了方长安教授的讲座。

讲座内容主要分为中国新诗选本的历史，新诗选本与新诗史的关系，以及新诗选本的三种研究方法与路径三个方面。方教授从中国新诗选本的历史切入，分时期归纳整理出20世纪20-8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新诗选本。方教授强调，新诗选本与新诗发展的历史是紧密相关的，选本直接参与了中国新诗史的发展过程。他认为新诗选本与新诗史之间存在三种关系：第一，新诗选本推进了新诗创作的发展，选本在新诗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一种在场性；第二，新诗选本构建了新诗史，许多重要的选本具有“以选代史”的特征，对后来新诗史的叙述产生了很大影响；第三，新诗选本能够自觉或不自觉地塑造新诗“经典”，选本直接参与到了新诗经典化的过程当中，并且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方教授基于以上新诗选本与新诗史的三种关系，重点讲述了新诗选本的三种研究方法与路径，并分别选择了三部在新诗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新诗选本对此展开探讨。

第一，在新诗创作发展史上研究新诗选本，以20世纪初北社编的《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为例。方教授指出，首先，《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突破了原有的写实、写景、写意、写情的分类编选体例，以笔画繁简和发表年月先后为序编录诗人诗作，强调了“诗”的特点与独立性。这种编选体例破除了先在的价值判断与引导，消除了分类对于诗人创作探索的无形压制，给予新诗实验以更大的自由度，解放和激励了不同倾向的诗歌探索。其次，《新诗年选》只选中国白话诗人原创新诗，不收录译诗；只重中国旧诗，以旧诗为视角审视新诗，以旧诗为标杆谈论新诗成就。该选本自信地从几千年民族诗歌智库中获取资源，引领了新诗创作发展道路。再次，《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还在所选诗作前面或后面，加入选者的点评，表达其新诗创作观。《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的编选者以选本的方式创造了一些诗歌观念，否定了一些诗歌理念，在某种意义上为当时新诗如何继续发展提出了方案。可见选本直接参与到了新诗创作当中，并推进了新诗创作的发展，在这种意义上，《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和诗歌史价值。

第二，在新诗历史建构史上研究新诗选本，以新中国成立后臧克家编选的《中国新诗选（1919-1949）》为例。臧克家为该选本写了一个《代序》，题为《“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这一代序重构了新诗发展史，它将新诗起点定位于1919年“五四”运动，认为新诗史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并将新诗史简化为四个时期：“五四”时期，大革命时期，大革命失败至抗战前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方教授指出，《中国新诗选（1919-1949）》建构了新诗史的框架，并重构了现代诗人队伍，遴选出以郭沫若、艾青、闻一多为代表的26位诗人。该选本最大的价值在于重构了新诗历史，这在中国新诗选本史上是首创。

第三，以新诗经典化为问题研究新诗选本，以1940年代闻一多编选的《现代诗钞》为例。方教授指出了《现代诗钞》的一个独特现象：一方面，该选本所选诗人尤其是诗作化为经典的概率并不大，从经典化成效来看，它并不是一个预见性高的选本；但另一方面，《现代诗钞》收录作品多的一批诗人，如徐志摩、艾青、穆旦等，化为经典的概率又很大。何以如此？方教授在闻一多致臧克家的信中归纳出了闻一多的编选原则：既是当下的，又是历史的；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闻一多在编选过程中自觉地思考中国新诗在域外的传播接受问题，也就是考虑中国新诗审美的中国性和世界性特征，考虑中国新诗参与全球文化对话问题。方教授指出，《现代诗钞》在经典化成效中的独特现象倒逼我们质疑百年新诗经典化所遴选出的那些诗作的“经典性”，倒逼我们反思百年新诗的取舍、评估标准，重建新诗评估坐标和理论谱系。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现代诗钞》具有跨时代的诗学价值和意义。

在提问环节，方长安教授对我院研究生的问题做出了耐心解答。山东师范大学文科学报主编李宗刚教授对方长安教授的讲座作出评议，他高度评价了方教授的精彩讲座，并回顾了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与武汉大学现当代文学学科在历史上的深厚友谊。他指出，方教授的研究顺应了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方向，回到原始材料和历史史实中，在历史史实的甄别中进行深入的阐释，进而让中国学术植根于中国大地，这场精彩的讲座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意义和支持。最后，魏建教授向方长安教授发出了与我院师生线下交流的诚挚邀请，并再次代表与会师生表达了对方长安教授的感谢。

撰稿：陆玉新

拍照：白微

审核：魏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