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宋维才教授主讲“中国电影：体制变革与发展态势”学术报告

10月28日下午，360环球在线注册邀请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戏剧影视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电影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宋维才教授主讲“中国电影：体制变革与发展态势”学术报告。报告通过线上会议形式进行。360环球在线注册院长孙书文教授主持。山东师范大学和各院校部分师生以及众多电影爱好者300余人通过线上方式聆听了宋维才教授的讲座。

宋维才教授指出，在电影生产过程中，“规制”体现为政府、政府授权机构或行业机构依法定权利对电影的限制、约束和激励，既包括经济性规制（例如票价、税收、金融、资本准入），也包括社会性规制（立项、审查等）。全球各个国家都存在电影规制，区别在于各国规制方式和手段的不同。

宋教授认为，中国电影的起步总体来说与世界同步，电影条例的产生也相对较早，最早的电影规制条例可追溯到清代末年上海《曲艺影戏条例》；北洋政府时期，各地各自为政，但内容大体一致，大多为放映端的规定；民国时期，上海率先成立“电影审查委员会”，1929年出台《检查电影片规则》，将电影审查与政治体制挂钩；1930年，南京政府正式出台了“电影检查法”，形成了严格的电影管制，突出强调了电影与政治的统一性。

宋教授梳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电影事业的发展历程。在发展初期，主要是进步人士关注电影，还不属于有组织的电影宣传。直到1933年，夏衍等人成立了“地下电影小组”，开始团结进步电影人士，并逐步确立党对电影运动的领导。但这一时期的领导是有限的，主要还是商业行为。其后出现了党领导的“延安电影团”。但因为其洗印设备限制，流传下来的作品比较有限。真正由党领导的、具有较大影响的电影组织是“东北电影制片厂”。其以当时亚洲最好的电影制片机构“满洲映画”为基础，具有深厚条件。此时，电影管理局也宣告成立。建国后，电影管理局又改名“电业局”，隶属文化部，由此突出了其文化建设属性。1953年，中国电影发行公司总公司成立，标志着中国电影发行体系的成型。当时出现了东北、北京、上海三个电影制片厂，影院体系建设也取得较大进展，管制形态已经成熟。1986年，随着电视的普及发展，电影从文化部转入广电部，整合了电影、电视的管理。到2008年，制作、发放体系全部从文化厅转入广电部，大大推进了产业化进程。而到了2018年，为适应电影市场的飞速增长，电影局划归中宣部，成立国家电影局，表明了中央政府对电影职能的认识。

宋教授还整理了现行电影管理法律与行政规章，当前规范电影生产与发展的最根本文件是2002年国务院出台的《电影管理条例》，其它的文件还包括2006年发布的《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电影片管理规定》，这一文件也推动了社会资本进入电影制作，调动了电影制片积极性；2017年《中国电影产业促进法》出台，成为中国传媒领域唯一一部正式法律，是中国电影产业化的结果，也是推动中国向电影强国发展的动力。

宋维才教授提出，中国电影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得到极大普及，在1979年，形成了一个观影高峰，达到293亿人次。但到了1999年却下降到3亿人次，这一变化也导致了电影行业的产业化改革。到2019年，中国市场票房收入达到643亿，规模接近北美市场，荧幕数量达7万块，超越了北美市场。不过，当下繁荣的市场也存在突出问题，例如票房集中度过高，单荧幕产出下降，影院经营困难，海外市场开拓缓慢等。

孙书文高度评价宋维才教授的报告，欢迎宋教授常回母校看看，期待同学们密切关注中国当前文化、文艺的发展，助力自己的学习和成长。

最后，360环球在线注册院长孙书文教授为会议做了总结。孙院长首先感谢宋维才教授带来的精彩讲座。宋教授曾有过在山东师范大学就读的经历，许多对山师的记忆想必像光影一样闪烁，这也恰似今天的主题：电影，因为电影正是光影的艺术。孙院长指出，宋维才教授今天回顾了中国电影发展的百年历程，这其中也透露出对当下电影发展问题的揭示。中国曾有辉煌的电影历史，形成了诸多的类型，而当今的电影如何发展，如何对当今的新时期新时代做出回应，这始终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最后，孙院长也期待着宋维才教授将来能做客山师，更期待着中国电影产出更好的作品，当下时代能产出更好的艺术。至此，会议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

主讲人简介：

宋维才，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电影产业研究中心主任。1999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200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电影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中国电影史、电影产业、媒介管理方面的研究。

撰稿：尹旌霖

审核：孙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