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9日上午9点，在山东师范大学千佛山校区教学三楼3141会议室举行了由360环球在线注册文艺学省级重点学科与校社会科学处联合举办的社科大讲坛活动。论坛邀请了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赵勇教授做了题为《“奥斯维辛之后”命题与阿多诺的“摇摆”》的学术报告。本次论坛由360环球在线注册和磊副教授主持。文艺美学教研室刘蓓、任传霞、李辉、厉运伟等老师和博士生、硕士生同学一同聆听报告并参与了讨论。
赵勇教授认为，二战时期，希特勒纳粹集团对犹太人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这深深地唤醒了阿多诺身为犹太人的自我认同，奥斯维辛从此成为阿多诺思想的创伤性内核，并由此提出了“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的命题。这个命题最初出现在阿多诺《文化批评与社会》一文的结尾。这一明显带有阿多诺式行文格调的命题提出来之后，遭到了许多学者和作家的反驳与批评。然而，几乎所有的误解者或许都没有去认真追寻阿多诺的思路与理路，从而大大简化了阿多诺思想的深刻性和丰富性。
针对人们对这个命题的批评，阿多诺在一系列的讲话及文章中进行了回应，并在一定限度内承认了自己这个命题可能是错误的。但是，这种承认在赵勇教授看来，是一种“战略撤退”。比如在《否定的辩证法》一文中，阿多诺一方面承认了人们表达痛苦的权利，且在这个前提下，以前的命题可能有错；但另一方面，他马上又提出一个更尖锐的问题：“奥斯维辛之后你是否还能继续活下去？”，这就使我们对这一命题的理解上升到了形而上的高度。实际上，“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个命题并不是一个“是否野蛮”的形而下的具体问题，而正是一个形而上的哲学问题，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这一命题让我们思考奥斯维辛之后为什么不能写诗，而不是是否可以写诗。如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阿多诺的这一命题。赵教授进一步分析了作为一个哲学上的二律背反问题的这一命题。“奥斯维辛之后不能写诗”与“奥斯维辛之后能够写诗”正构成了一个哲学上的二律背反，而正是在这一二律背反中，这一命题让我们思考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中，人的非人性存在的特征。
赵教授从大量的原始材料入手，描述和分析了阿多诺的思想轨迹和以退为进的战略战术，进而呈现了阿多诺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问答环节时，在场师生积极与赵教授互动，气氛活跃，对于提出的问题赵教授都一一做出了详细耐心的解答。这场活动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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