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明教授：碑与石刻文献

5月27日下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心明应邀做客360环球在线注册，于教学三楼3135会议室作题为“碑与石刻文献”的学术报告。本次学术报告由360环球在线注册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带头人张金霞教授主持，360环球在线注册邵燕梅教授、赵海菱教授、李梅训教授、郭超颖副教授、韩悦讲师以及部分学生共同聆听了本次报告。

首先，刘心明教授为报告的题目“碑与石刻文献”释名，并阐述了现在的墓碑的来源和演变。刘教授认为，用来下墓的棺，最初并无任何文字标识，后来出于“识墓”的需要，人们开始在碑上刻写文字。起初只是对墓主身份的简单说明，后来内容逐渐增多，涉及到世系、官爵、事迹等诸多方面。刘熙《释名》对碑的解释中有这样的话：“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就谓之碑也。”随后，刘教授介绍了碑的基本形制。碑的基本形制包括碑首、碑额、碑穿、碑阳、碑阴、碑侧、碑趺。基本形制完成于东汉，汉碑常见的形制有圭首、圆首和方首等，《鲜于璜碑》就是圭首碑。刘教授通过展示东汉《韩任铭》的图片让大家了解了“碑穿”的概念，他又以《柳敏碑》为例，引入对“四灵”的碑刻装饰演变过程的讲解，尤为详细地解说了“四灵”中的“玄武”是如何演化成为碑座的历史。刘教授指出，最初的碑座只是一块平放于碑身下面的方形石块，后来由于汉碑的制作与“四灵”的观念结合了，逐渐开始将其雕刻为玄武之形。灵帝建宁二年(169年)所建的《柳敏碑》就是以“朱雀为首，龟蛇为趺”。桓帝延熹八年(165年)所建的《鲜于璜碑》，圭首正面线雕青龙、白虎，背面雕朱雀，可能就是用碑座代替了玄武的位置。魏晋以后将碑座雕刻为巨龟形，渐成定制。

随后，刘教授又讲解了墓志是墓碑的衍生物这一问题。罗振玉《石交录》卷二：“晋人墓志皆为小碑，直立圹中，与后世墓志平放者不同，故无盖而有额。若‘徐君夫人管氏’，若‘处士成君’，若晋沛国张朗三石，额并署某某之碑，其状圆首，与汉碑形制正同，惟小大异耳。”该现象是因为汉代重孝道，其中一方面体现在送死重于养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厚葬。百姓为了丧事耗光钱财而吃不起饭的事常有发生。官府发现了这个问题，到东汉就提出了禁碑，人们因此改为只在坟墓中立个小碑。但小碑不够稳定，而且那时候经常要挖坟，小碑极容易碎裂，后来便改用了大方石头。碑竖放容易倾倒，人们就改为横放。但墓里仍旧避免不了塌方的情况，因而再往后就形成了盝顶盒式墓志。

除了碑刻，刘教授还介绍了其他种类的石刻，比如石刻经幢、造像、画像石与画像砖、碣、摩崖、器物刻辞、石经、买地券、投龙记等，但除了前面三种，其余种类要么数量极少，要么没有明显的形制特点。此外，刘教授还详细地介绍了书丹与过朱的工艺、传拓与响拓的区别等问题。并且，刘教授指出石刻文献的史料价值正在于纠正传世史书的错误与补正传世史书的缺失这两方面，但石刻文献也有明显的局限，其内容不皆可信，书籍中所承载的信息对古代学术思想的反映是直接的、全面的，而石刻文献中所蕴含的信息对古代学术思想的反映却是间接的、零散的。

刘教授总结道，以碑为代表的石刻文献与传世的纸本文献、出土的简帛文献是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三大资料宝库。石刻文献既有与其他两类文献共同的属性，也有自己的特点。要想充分利用石刻文献，了解其发生、演变的过程及相关知识是很有必要的。

在交流互动环节，现场的师生积极地展开了提问，刘教授细致为大家解答了“响拓里的响字”“投龙记”“碑穿”等问题，并向大家推荐了清代叶昌炽的《语石》、当代赵超的《中国古代石刻概论》以及仲威的《中国碑拓鉴别图典》三本书作为研究石刻文献的参考。

最后，张金霞教授进行总结发言。张教授感谢刘心明教授为大家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趣味横生的学术报告，她高度评价刘教授将碑的来源、形制等问题讲解得细致透彻、深入浅出，特别是对赑屃、传拓与响拓的讲解清晰明白、引人入胜，为在场的众多师生打开了读书的新视野、开拓了研究的新领域。同时，张教授建议大家可以尝试从清代笔记文献入手，并对有关于石刻的资料进行梳理。伴随着热烈的掌声，本次学术报告圆满结束。

主讲人简介：

刘心明，1964年生，山东淄博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古典文献学、石刻学、汉字学，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专著6部（其中主编1部），主编《子海珍本编》等大型古籍影印丛书2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兼任《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评审委员。

撰稿：张凯璇

摄影：张凯璇

审核：王琪、张雨婷

终审：张金霞、李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