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9日下午，由360环球在线注册主办的“启蒙与教化：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关系之讨论”讲座在3141教研室成功举行。本次讲座由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魏建主持，特邀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何锡章主讲，360环球在线注册多名师生参与聆听，积极交流与沟通。
何锡章教授在讲座开始时谈到，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依然是我们现代文学研究需要深入的一个问题，希望通过此次讲座为大家提供一个看待问题的角度与一种研究思路。从相似与相异两个角度，深入探讨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
何教授认为，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出现有两个源头，即西方资源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资源。近十几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一种焦虑，眼界越来越狭窄，难以找到新的学术增长点。但在讨论现代文学与西方的关系时，我们特别在语言方面有先天的短板，所以在关注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之外，更应该关注中国与古代传统的内在联系。何锡章教授说，现代文学中有一种潜在的结构存在，也可以说有一种中国文化的基因，而文化基因是我们每个人存在的文化基础。即使思维方式可能是西方的，但是生命中最底层的认知还是中国的，这些构成了一种前文本。
在关于启蒙与教化的问题上，何锡章教授指出“启蒙”一直都是现代文学的母题，在研究中，我们常说西方启蒙对我们的意义。但从文学上讲，启蒙应该是一种文学功能性价值。现代文学中的启蒙观念是在西学东渐的语境中形成的，从文学的基本观念、审美理想等来看，与西方文学文化的关系有深刻的联系，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但是既然现代文学的前置是中国，那么更应该重视中国传统文学对现代文学的影响，不能切断二者之间的关系。传统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土壤，西方文学从表象上更多地影响了现代文学，古代文学则从深层次影响了现代文学。在深处的是本体文化与中国人本能的文化与生命意识，这种意识左右着作家的创作。中国现代文学在作家生命中有两种文化冲突张力形成一个文本和创作的体系，何教授认为从这个角度进入会有更多的发展。而启蒙传统与传统教化系统是不可分割的关系，何教授指出宋代以来，说教味、道学家气日重，小说、戏曲更为明显。利用文学特殊的审美愉悦形式，把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渗透到文学故事、人物和其它艺术形象之中，是一种恰当的方式。何教授认为，古代中国之所以重视文学，大概是因为文学内容与形式具有生动性、易接受性的特征。这不仅符合儿童的学习接受教育的心理，即使对成人而言，同样有极大的魅力，“寓教于乐”永远是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式。所以时至今日，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文学作品依然是首选。此外，历代文人还千方百计以文学的形式，将需要对人们进行启蒙的内容汇集起来，如《三字经》《百家姓》《幼学》《增广》之类。显然，在古代中国，文学的“教化”本身就是对人的一种启蒙。重视文学的现实功利是中国文学的真正传统。虽然这两种启蒙的本质出发点与结果是不同的，但在重文学的教育人的功能方面却如出一辙，都有鲜明的功利目的。在方式上也有很大的相似性。何教授认为现代“启蒙文学”与古代“教化文学”具有深刻的精神联系，这一点是没有怀疑的。中国主要是一个重现实功利的国度，其民族、文化精神里面，实用理性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种精神不仅渗透到社会文化制度之中，而且还内化在每个民族成员的心理、思维结构里；不仅在文化价值系统建设过程中规定着选择的意向，而且也显性或隐性地支配着个人的行为；不仅广泛影响着各个学科的价值指向，而且还影响着日常生活的目的与人际关系之间的态度。
何教授在二者相似性的基础上，又提出在时间、历史、个体的发展让现代作家与古代作家在观念、叙事、价值层面也有不一样的东西。现代文学的价值不在于艺术的技巧，而是观念性、思想的变化，其意义价值大于它的审美价值。现代启蒙文学传统在本质上与古代文学的教化传统又有根本的不同。首先是价值目标不同。初期的启蒙文学力图通过启蒙，使人获得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张扬个性，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使国家民族在“人立”的基础上，既能摆脱列强的控制，又能从封建传统的重压下解放出来，获得双重的自由与独立，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人国”。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变化，“五四”时期的思想、人性解放启蒙，到三、四十年代，便演变为革命、阶级意识的启蒙，虽然价值目标有了较大变化，但在主观的动机方面，应当说都是为了“人的时代”和“人的国度”之建立。古代的文学“教化”传统则不同，其目的是通过“教化”，使人自觉接受礼教的规定，使人在礼教的制约下，成为驯服的工具甚至奴隶，从而丧失做人的基本资格。其次是现代“启蒙”内容是多元化的，而古代的“教化”文学内容则十分单一。从现代文学提供的思想而言，远非古代文学能比，几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各种主要思想、思潮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这为中国人从不同的角度认识自我、认识国家民族的命运、认识人存在的意义，提供了多元的参照系，为个体生命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选择的多样可能性机会。而古代的“教化”文学，道德说教是其主要内容，忠臣、孝子、烈女、贞妇比比皆是，儒家道德人格理想充斥在各种文学文本之中，思想极其单调，礼教成为基本的至高无上的价值准则。经过这样的文学教化之后，人仅仅是儒家伦理与道德的维护与实践者，因而失去了思想多向开掘和生命价值选择的可能。
最后，何教授提到二者的相通性同样也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他们都是自上而下的。另一方面，都十分注重经验思维，经验思维主要是指过去存在的东西，是一种历史思维。但是从历史上找根据，过于依赖历史会影响我们当下人的创造力，因而需要我们向后看。何教授说到现代性的思维注重历史的进步性，从整体而言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但是可能在阶段性的后退。则需要我们一方面要坚信未来会超越现在，现在会超越过去。但是有时也不是这样，鲁迅是面向未来的，但是他有时也会面向过去。郭沫若也很有现代意识比如《女神》，但是“历史剧”的创作也有不自觉的回头看的经验意识，从历史与历史人物中找到一种抵抗外侮的精神性力量。这种思路是自觉的也是非自觉的，作家会自觉地去寻找我们的精神来源，但是从不自觉的来看，是一种不自觉地向西方学习。曹禺《原野》的现代意识很强，批判宗法意识，但到《北京人》时又将希望寄托于“北京人”。因而，现代作家的思维方式与古代有天然的联系。但二者都是寄生性学术，缺少独立建构体系的意识与能力。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历史的节点，一个存在性的历史，所以，现代作家在思维向度方面与古代作家不可分离，何教授最后建议，现代文学的研究面向古代文学，则会有更深更广的研究空间。
在交流互动环节，何锡章教授与我院老师同学共同探讨，显示出其广泛而又深厚的研究功力。此外何教授还分享了自己申报国家社科项目的体会，并为我院申报国家社科项目的老师的申报书提出宝贵的意见与建议。本次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此次讲座不仅为我们开阔了学术视野，更为我院师生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取得了圆满成功。
主讲人介绍：
何锡章，华中科技大学人360环球在线注册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曾任前两届国家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教指委委员。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并兼及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主要著作有：《文化模式》《神佛魔怪话西游》《幻想中的文化与人生：西游记》等。
撰稿：于欣悦
摄影：于欣悦
审核：邢洋、张雨婷、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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